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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史十二講》讀后感3000字《唐史十二講》是歷史學家黃永年（1925-2007）挑選自己過去的講義、文章編輯而成，共有十二個專題，從武德貞觀年間的政治斗爭，到對于兩稅法的考證（經濟制度），還有唐代家具與長安的餅子（社會生活），涵蓋唐代諸多方面，不一而足（也不知道選這些文章的邏輯是啥）。

　　而我對唐朝歷史發生興趣，說來也滑稽，一則是小時候看《上下五千年》的時候，發現唐朝皇帝也姓李，就產生了莫名其妙的歸屬感（……），把涉及唐朝的部分多看了幾遍（當然了，《李靖夜襲陰山》《狄仁杰桃李滿門》《李愬雪夜下蔡州》就多看，《安祿山叛亂》《甘露事件》就少看，至于《唐王朝的末日》，當然是看了一遍就不看了）；二則是因為情節曲折場面大（并且不少電視臺都播過）的電視劇《神探狄仁杰》系列（雖然那是虛構故事，而且嚴格來講屬于武周，但是狄仁杰畢竟心心念念的還是大唐）。而所謂興趣也無非就是多知道幾個歷史故事而已。黃永年說他對唐史發生興趣是因為21歲那年看到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論述稿》，告別了看故事看熱鬧的讀史書方式和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解釋歷史的陳腐思想觀念，并且學會了如何做研究，實在是高山仰止。

　　這十二講中，最能代表黃永年研究水平的我認為是武德貞觀時期的政治斗爭、兩稅法雜考、元和后期黨爭與憲宗之死三講，其中提出的“唐朝實施兩稅法是中央為了限制地方財權”等觀點敢于挑戰當時的通說（例如兩稅法的實施，很長時間被解釋為唐王朝面對人民起義作出的讓步），又考據嚴謹，成為了新的經典論斷。在史料的選擇上，以傳世文獻（主要是兩《唐書》和《資治通鑒》，此外還有《冊府元龜》《唐大詔令集》等用于檢索專門話題的工具書）為主，同時也使用了敦煌文書、墓志等出土文獻對史書缺漏之處（例如敦煌文書提供了基層稅收的真實案例，墓志則記載了對墓主人重要卻沒有被史官記錄的信息）進行補充（黃永年另著有《唐史史料學》，本身就是史料選擇上的行家里手）；在史料運用上，使用新出土史料自然容易解讀出新內容，即便是流傳已久的兩《唐書》，也能夠讀出新意：例如李世民指責裴寂是“武德年間，政刑紕繆”的主要責任人，可以看出裴寂在武德年間地位重要，是李淵的心腹，但是至于裴寂是不是搞得國家制度混亂的無能之輩，結合武德年間制度在貞觀年間并未大改的事實，就能知道這句話無非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下的欲加之罪；分析問題有獨到的角度，例如《辛公平上仙》中從傳世作品的版本入手，在同一版本的其他作品中找到“貞元”改為“元和”的實例，有力支持了他的論斷。

　　當然，以黃永年學問之深，書中其他內容中的絕大部分即使研究強度略低，仍然是頗具水準的精品，例如《唐代家具探索》這個應西安市家具學會之邀寫的作品（類似的還有應西安市烹飪學會之邀寫的《說餅——唐代長安飲食探索》），寫作上第一部分列舉了研究需要的史料（例如敦煌壁畫，唐代畫作）并辨析優劣（壁畫真實性沒問題但畫的比較粗糙；傳世畫作精細但可能是后人臨摹并不自覺畫進后世的物品），然后以有關的類書（資料性書籍，按門類特點編排以便查閱）中涉及家具的內容整理出唐代家具中坐臥起居必備的有床、榻、胡床、幾和椅子幾類家具，然后在后續部分以對各類壁畫、史書信手拈來的姿態分別展開論述，不失為科普文中的精品。乃至于《楊貴妃和她的故事》，前言就說了是應酬之作，內容上也花了大量的篇幅去介紹楊貴妃的生平以及民間傳說中楊貴妃逃到日本是不可能發生的，這種，額，不需要專業人員贅述的內容，不過其中提及馬嵬驛之變的主謀，《長恨歌》的創作套路，這些內容還是值得一看的。

　　黃永年誠然是唐史領域的大家，不過他去世已有十三年，所選文章更是發表于上世紀八十年代甚至更早（最早的一篇是1948年他讀陳寅恪文章后的讀后感。據前言所說，陳寅恪的夫人還代陳寅恪給他寫了回信。收錄這篇文章大約是粉絲紀念偶像之舉吧），也不是每一篇都能代表他的研究水平（楊貴妃那篇顯然就不行，武則天那篇則更是當初批駁郭沫若關于武則天的謬論的作品稍加修改而成，郭沫若那篇文章水平很低，連帶著這篇駁論的水平也一般），甚至于他自己反復強調的，史書中的人物評價不免偏頗，可他自己寫《盛世英主唐玄宗》也免不了個人的濾鏡（倒不如就事論事，改題目為唐玄宗的制度改革）。故而這本書當然不是盡善盡美，但其中體現出的治學態度，思想方法，大有可借鑒之處。

　　唐史之外，黃永年在本書前言中中自述的治學經歷也有讓人感嘆之處。他入唐史研究的門就源于看陳寅恪的著作，起點很高；又能從《唐會要》這種流傳已久的文獻中一句“故事嘗以范陽節度使為押奚契丹兩蕃使，自至德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優容之，俱務自完，故二蕃亦少為寇”入手，發現唐代河北藩鎮有一以貫之（包括事實獨立之后）的屏障作用，并糾正了陳寅恪認為西域胡人為安史主力的說法，可以說是勤學多思，能從舊書中讀出新意；即便在動蕩年代他也抓緊一切時間，利用文革后期“評法批儒”無意放開古代史研究的微妙契機一方面積極傳授自己的學問，另一方面也整理舊作完善研究，分秒必爭地投身學術。然而時代變遷總是留下一些無奈，例如不贊同當時學界對唐朝實施兩稅法意圖的解釋，這本是個學術問題，但是在六十年代的政治環境中，他卻被自己的老師兼岳父童書業（研究春秋史的專家）批評為“不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往后還成為了他的罪狀；又如權勢女人武則天的功過是非，在文革中和另一個權勢女人掛上了鉤，大史學家郭沫若也要寫一篇大失水準的所謂考據文章來湊熱鬧，于是黃永年也只好重申史實（并沒有也不需要額外考證）來撥亂反正。

　　行文至此，干脆用一段看起來和歷史研究毫不搭界的人說過的話結尾吧：

　　“在國內科幻可能遇到的種種意外中，最讓人擔心的就是可能出現的社會動蕩......我對讀者朋友說科幻是一種閑情逸致的文學，他們都不以為然，但這是事實。只有在安定的生活中，我們才可能對世界和宇宙的災難產生興趣和震撼，如果我們本身就生活在危機四伏的環境中，科幻不會再引起我們的興趣。事實上，中國科幻的前三次進程中的兩次，都是被社會動蕩中斷的，社會動蕩是科幻最大的殺手。現在，平靜已經延續了二十多年，感覺到在社會基層，有什么東西正在繃緊，壓跨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隨時都可能出現。但愿這只是一個科幻迷的忋人憂天，但愿太平盛世能延續下去，那是科幻之大幸。”（劉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