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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童年在重慶的一些事。我家住在南岸獅子(lion)山，從那里可以到一座更高的真武山去游覽。真武山上有段路非常險，靠里是陡峭的山巖，靠外是極深的懸崖。那天玩得很開心。回到時，我故意貼在懸崖邊上走，還蹦蹦跳跳的，甚至以顛連步躍進。７歲的我還不懂生命的珍貴。那樣做，有存心讓母親看見著急的效果。那懸崖下面的谷地，荒草里凸現著一塊怪石，那石頭自然生成盤蛇(snake)的狀況，當中的一塊聳起活像蛇頸和蛇頭。相傳結了婚的男女，從懸崖上往下擲石頭，如果擲中了那條石蛇的身子，就能生個兒子。混渾沌沌的我，自以為也懂得成年人的事兒，聽大人們有那樣的議論，想到自己也同鄰居女孩兒子玩過扮新郎新娘的游戲，竟然也拾起石塊朝懸崖下奮力擲去，把握不好投擲的重心，身體的姿勢從旁看去就更驚心動魄了。
還記得那天母親的身影面容。她緊靠著路段里側的峭壁，慢慢地走動。她一定懊悔轉到那段路以前沒能牢牢牽著我的手，把我控制在她身邊，她自己往前挪步，眼睛卻一向盯在我身上。我頑皮地蹦跳投擲，不住地朝她嬉笑，慪她，氣她，懸崖邊緣就在我那活潑生命的幾寸之外。事后，特別是長大成人后，追念到母親在那段時候的神態，非常驚異，因為按一般的心理邏輯與行為邏輯，母親應該是惶急地朝我呼喚招呼，甚至走過來把我拉到路段里側，但她卻是一派沉靜，沒有呼喚招呼，更沒有吼叫，都沒有要邁步上前干預我的征兆，她就只是抿著嘴唇，沉靜地望著我，跟我相對平行地朝前移動。
那段險途終于走完，轉過一道彎，路兩邊都是長滿茅草和灌木的崖壁了，母親才過來拉住我的手，依然無言，我只是感受到她那肥厚的手掌滿溢著涼濕的汗水。
直到中年，有一日不知怎么地提及這樁往事，我問母親那天為什么竟那樣的沉靜？她才通知我，第一層，那種狀況下必須沉靜，因為如果鎮靜地呼喚斥責，會讓我鎮靜起來，搞不好就造成失足；第二層，她注意到我是曉暢腳邊有懸崖面臨危險的，是故意氣她，盡管我不懂將生命懸于一線是多么謬妄，但那時的狀況是有著一定的自我防險意識與能力的，一個生命一生碰面臨許多次危險，也往往會有故意臨近危險也就是冒險行動，她那時覺得讓我享受一下冒險的樂趣也未嘗不可。我很驚訝，母親那時能有第二層次的深刻念頭。
母親去世快二十年了，她遺留給我的精神遺產非常豐厚，而每遇大險或大喜時的格外沉靜，是其中最寶貴的一宗。我寫第一個長篇小說《鐘鼓樓》時，母親就住在我那小小的書房里，我伏桌在稿紙上書寫，母親就在我背后，安安靜靜地倚在床上讀別人的作品。我有時會轉過身興奮地通知她，我寫到某一段時自我感覺優秀，還會念一段給她聽，她聽了，竟不評論，沒有鼓勵的話，只是沉靜地微笑，而且，有時她還會把手頭所讀的一篇作品的某些內容講一下，那作品是一位同行寫的，我沒時間讀，也并不以為對我有什么參考代價，不怎么耐煩聽母親介紹，母親自然是覺得寫得挺好，但她也并不加些褒揚的話語，她就是沉靜地給我客觀報告，絕不啰嗦，具有點穴的效應。之后《鐘鼓樓》得了茅盾文學獎，那時母親已到成都哥哥家住，我寫信向他們報喜，母親也很快獨自給我回了信，但那信里竟然只字未提我獲獎的事，沒有什么祝賀詞，但語氣沉靜地囑咐了我幾件家務事，都是我在所謂事業有成而得意忘形時最輕易疏忽的。
2000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盧浮宮看達·芬奇的《蒙娜麗莎》，在眾多的觀賞者中，我突然之間產生了一個非常私密的感受，那便是蒙娜麗莎臉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為微笑，那其實是神圣的沉靜，在具有張力與定力的靜氣里，默默承載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歡聚散、驚險驚喜。那時母親已仙去多年，我凝視著蒙娜麗莎，覺得母親的面容疊印在上面，持續昭示著我：無論人生遭碰到什么，不管是預料之中依然情理之外，沉靜永遠是必備的心理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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